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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堯:有“經”有“權”,書寫新時代文藝評論新篇章
作者:張金堯|2017-12-13

 

一、何為有“經”有“權”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 1943 年 10 月 19 日的 《解放日報》發表以后,郭沫若發表了意見: “凡事有經有權”。毛澤東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

何為經權思想?明代王廷相的 《雅述》:“經者,常道也,可常以范世者也。”因此,“經”就是不變的原則、法度、規律和準則。《孟子·梁惠王上》:“權,然后知輕重; 度,然后知長短”。《廣雅·釋器》說: “錘,謂之權。”可見,“權”指的是度量輕重的秤錘。“權”就是“今語所謂 ‘堅持原則而靈活應用’也”,這是 “乃吾國古倫理學中一要義”。可見 “權”就是指在堅持原則與規律的前提下結合具體情況作出的決策和方法,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針對性。

柳宗元在 《斷刑論》中則闡明了經與權的關系: “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可以說“經權思想”就是在遵守一般規律的前提 ( 經) 下對每個歷史階段應采取不同種的方法( 權)的辯證思想 。

二、十九大報告“思想文化建設部分”的經權思想

十九大報告將“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尤其是“文化自信”作為第七條,與其他十三條,構成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十九大報告共分十三個部分,第七部分是“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共分五個要點,(一)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五)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 這既是五年來文化工作的新鮮經驗,也是未來五年文化建設路線圖。我們有必要從優秀的傳統文化、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建設文化的深厚的歷史內涵中“有經有權”地領會文化建設的偉大方略。

“經”,即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一脈相承。這包含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

“權”,是對新時代中一些文化新現象“按病處方”“對癥下藥”,因而是具有時代針對性的新思想。1、報告中兩次提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這是對“三性”統一矯正的更為科學新提法。3、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4、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

三、書寫新時代文藝評論新篇章

提倡文藝創作、文藝評論繼承文藝創作老傳統。如十九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對那些“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文藝作品鳴鑼開道,把鏡頭對準那些諸如“扶貧攻堅戰”的時代勇士、事業楷模。

十九大報告,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和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當前,文藝創作確實迎來了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的大好時機,但是,我們必須正視諸般確已存在的有悖十九大報告精神的不良傾向,讓文藝評論真正發揮方向盤和剎車片作用,而不僅僅做不癢不痛的“風油精”“清涼油”,自覺對文藝創作一些不良傾向進行有力匡正、正確引導。

學習十九大報告,要將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結合起來學。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強調 “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習近平 “最好”二字,又是一種 “權”的思想。其中之意當是,如果一時實在在市場上不受歡迎,只要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這也是一種無可爭辯的成功。這次十九大報告,再一次重申了“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我們文藝評論界的專家學者們更應當從思想上打消為那些高利潤作品歡欣鼓舞的興奮點。畢竟高利潤并不能與思想站位高、藝術手段高劃等號。如果利潤是衡量作品好與壞、人民性的唯一標準,似乎文藝評論也太簡單了些。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我認為,這是對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矯正的更為科學新提法。古往今來,藝術作品就有兩大內涵“思想性、藝術性”,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道器”關系,而觀賞性畢竟只是藝術性當中極小部分的技巧、手段。沒有質的相同性便沒有量的可比性。正如仲呈祥主席所說,如果將下一個邏輯層面的觀賞性與上一個層面的藝術性來比肩比較,這是一種邏輯混亂。理論上的差之毫厘,就有可能在創作實踐上謬以千里。我們已經有太多的案例來證明這一點。

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但是,曾幾何時,有些文藝工作者還提出了“我就是‘三俗’演員”以反主流言論而嘩眾取寵,但是一些所謂的評論家們還為這些言論鳴鑼開道、搖旗吶喊,這些理論家們確實該警醒了。

報告中兩次提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也是一種有經有權的文藝思想。報告中五次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與毛澤東同志反對的“言必稱希臘”、提倡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一脈相承,也體現了總書記對曾經失語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明珠重光的意志力。令人欣慰的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在我們高校已經化為入腦、上口、進課堂的文化自覺,那就是自覺地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古典文論進行當代闡釋,尋找中國古典文論的當代話語權。

總之,十九大報告學習得好不好,關鍵是看學習原文沒有,理論上心服口服沒有,拿來指導工作沒有,指導工作有沒有見到成效。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的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一脈相承的論述,以及針對新時代文藝新現象提出的新方略這一有經有權的文藝新思想,必將指導我們在新時代譜寫出文藝評論的新篇章。

*作者張金堯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理論委員會副秘書長

                                                                                                                          (編輯:王丹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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